The land of the dead (1920)
- 合集
- Ancient Man
- 绘者
- Hendrik Willem Van Loon
- 年代
- 1920
- 图版号
- Plate 7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近方 0.79∶1
第一眼
竖划三寸，当千仞之高；横墨数尺，体百里之迥。
—— 南朝宋·宗炳《画山水序》
三寸的竖线可当千仞高山，几尺横墨能容百里之远。尺幅从来不是障碍，取舍才是本事。这一幅近方，主株与细部各占一角，先看它怎么分区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此幅未见可靠的学名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早期图谱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此图为一幅博物插画：一株植物被从山野或温室中取出，安置在纸的中央，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依次交代，务求可辨、可据、可传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没有解剖图，就靠主株一处一处看过去：叶怎么排，花怎么着生，果在哪里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近方，主株与解剖图各占一角，是“图版”而不是“画”的排法。全幅只画一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老图谱爱把主株摆在偏中线的位置，左右留得不一样多：这一点偏心，正是画面活起来的原因。
一刀一色
二十世纪以后，照相制版与水彩复制并行，图版更接近“记录”而非“版画”：色准了，刀味没了。还有一种证据在纸背：铜版压进纸里的那道痕、上色处微微凸起的颜料、再版时磨浅的线。扫描件里也能看出七分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这是照相制版时代的记录，直接对色即可，不必模仿印刷的颗粒。
诗境
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
—— 战国·屈原《离骚》
中国文学里最早的一顿“花食”：露与英都可入口，草木与人从此不分彼此。古人写到这一层，已不只是赏花，是借花说人；画面则只负责把那朵花留住。
花语
博物画的象征不在花语，而在“记录”本身：它相信一株植物值得被准确画下，这份信念是科学时代最朴素的道德。花语是给人与人的关系用的；植物自己只关心有没有传粉的虫。这两套语言，可以并行不悖。
时与地
图版多标花期，因花期是植物一年中最容易被辨认的十余日。来源不一，或本地山野，或远洋引种。十九世纪的植物园与温室，是这些植物离开故土后的第一个住所。图上所记的 1920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花期；真正的花藏在原书的采集记录里，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图上的产地常是“据说来自”，图上的花期常是“盛开那十日”——两处都要打个折扣读。
书与人
《Ancient Man》只署了Hendrik Willem Van Loon一个人的名字。图版今属公有领域，可以自由取用；但纸上那层手工上色，仍是两百年前某一个人的手。
带走一双眼睛
鉴赏力不是知识，是习惯：每次多看一眼，十年之后你看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。二百年后，这株植物的后代或许仍在某处活着；而纸上这一株，永远停在 1920 年的那个季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