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rodie’s Owlet (Athene Brodiei) (1850-1883)
- 合集
- Birds of Asia
- 绘者
- John Gould
- 年代
- 1850
- 图版号
- Plate 15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纵幅 1.62∶1
第一眼
搜尽奇峰打草稿。
—— 清·石涛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
走遍山川，才有资格落笔。博物画的画家也一样：先在温室与山野里看够了活的花，纸上那一朵才不虚。这一幅是竖的：眼睛从下往上走，落点在中段那只鸟身上。先别急着看羽毛，让姿态先立起来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学名缺席时，画面本身就是唯一的证据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鸟类图版多取“停歇”之姿：一足抓枝、一足虚悬，羽序分明，先画飞羽、再覆以覆羽，最后点染眼与喙的角质光——次序错了，羽就乱了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没有解剖图，就靠主株一处一处看过去：叶怎么排，花怎么着生，果在哪里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高而窄，鸟栖在枝的中段，上下留白多——十九世纪鸟谱的标准版式，留给它飞走的余地。全幅只画一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老图谱爱把主株摆在偏中线的位置，左右留得不一样多：这一点偏心，正是画面活起来的原因。
一刀一色
十九世纪后半叶，石版与彩色石印渐成主流：颜色可以直接印出，不再依赖手工，线条反倒退居其次。图像的“准确”提高了，手性却淡了。拿放大镜（或手机微距）看三处：喙缘、覆羽、题名。线若连续不断，是刻的；色若越过轮廓半毫米，是手涂的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先铺大块的形与色，干后再收细部；石印的柔和层次来自薄涂与网点，水彩分两三遍淡铺即可逼近。
诗境
水边更觉梅花瘦，云外谁怜雁影孤。
—— 宋·陆游《游山步二首 其二》
“水边更觉梅花瘦”——古人写到这一层，已不只是赏花，是借花说人；画面则只负责把那朵花留住。
花语
中国以鹤为寿、以鹊为喜、以雁为信、以鹰为雄；美洲原住民与欧美移民则各有图腾。同一只鸟，在不同文化里可以完全无关。象征会随世道改口：同一只鸟，在一个世纪里可以说完全相反的话。
时与地
多系于迁徙：春北秋南，一种鸟在图上往往只对应一段时日。奥杜邦的图版常标“成鸟，春”，即取羽色最盛之时。奥杜邦《美洲鸟类》成于 1827—1838 年，绘者亲赴北美荒野，射取标本，以铁丝固定成姿态再写生，故其鸟“活”得近乎残酷。图上所记的 1850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采到那只鸟的年份；真正的观察记录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看叶的老嫩、花与果是否同在枝上，季节便八九不离十；看题名里藏着的地名，来路也猜得出七分。
书与人
《Birds of Asia》只署了John Gould一个人的名字。从画稿到成图要过好几双手：转刻的人求准，上色的人求快——快与准之间，就是各幅之间深浅不一的来历。
带走一双眼睛
如果只能记一句，就记郭熙那八个字：远望取其势，近看取其质。看图、看花、看人，都一样。1850 年的那只鸟早已化作尘土，它留在纸上的样子，却比任何一只活着的同类都长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