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hinese Pucras Pheasant (Pucrasia xanthospila) (1850-1883)
- 合集
- Birds of Asia
- 绘者
- John Gould
- 年代
- 1850
- 图版号
- Plate 483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横幅 0.64∶1
第一眼
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
—— 宋·苏轼《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》
只求画得像，是小孩的眼光。苏轼不是不要形似，是说形似之后还有一层：神。这一幅是横幅，眼睛左右来回走，看它在哪一处停住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没有学名可依，就看题名：题名里往往藏着产地、赠者或一句形容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此图为一幅博物插画：一株植物被从山野或温室中取出，安置在纸的中央，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依次交代，务求可辨、可据、可传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画幅横幅，形与色的关系因此看得格外清楚：先读轮廓，再读色层，最后才看笔触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横幅，画面横向展开，多用于群像、栖枝或整株带根的全形。全幅只画一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空白不是没画完，是给眼睛留的落脚处：一张图若四边都塞满，花反而会闷。
一刀一色
十九世纪后半叶，石版与彩色石印渐成主流：颜色可以直接印出，不再依赖手工，线条反倒退居其次。图像的“准确”提高了，手性却淡了。还有一种证据在纸背：铜版压进纸里的那道痕、上色处微微凸起的颜料、再版时磨浅的线。扫描件里也能看出七分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先铺大块的形与色，干后再收细部；石印的柔和层次来自薄涂与网点，水彩分两三遍淡铺即可逼近。
诗境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。
—— 《庄子·知北游》
博物画所做的，正是替不言者立言。诗以气行，画以形立；两种“看”叠在一起，才是看画的意思。
花语
博物画的象征不在花语，而在“记录”本身：它相信一株植物值得被准确画下，这份信念是科学时代最朴素的道德。象征多半来自形状与气味：像杯的、像泪的、香的、臭的——先有形状，后有意义。
时与地
其余月份，它只是一丛叶。来源不一，或本地山野，或远洋引种。十九世纪的植物园与温室，是这些植物离开故土后的第一个住所。图上所记的 1850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花期；真正的花藏在原书的采集记录里，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看这类图最好的时候是花期，见过一次活的花，再看图就不会只看颜色。
书与人
《Birds of Asia》只署了John Gould一个人的名字。从画稿到成图要过好几双手：转刻的人求准，上色的人求快——快与准之间，就是各幅之间深浅不一的来历。
带走一双眼睛
下次去公园，找一株开着的花站三分钟：看叶怎么排、花朝哪个方向开、最深的一块色在哪。三分钟之后，你已经会看这一类的图了。1850 年的那朵花早已化作尘土，它留在纸上的样子，却比任何一株活着的同类都长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