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racing of the Fish Footman and the Frog Footman (1866)
- 合集
- Original drawings with tracings of 18 of them for C. L. Dodgson's Alice'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
- 绘者
- Sir John Tenniel
- 年代
- 1866
- 图版号
- Plate 21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略纵 1.26∶1
第一眼
搜尽奇峰打草稿。
—— 清·石涛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
走遍山川，才有资格落笔。博物画的画家也一样：先在温室与山野里看够了活的花，纸上那一朵才不虚。这一幅略高于宽，落点在中央偏上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没有学名可依，就看题名：题名里往往藏着产地、赠者或一句形容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此图为一幅博物插画：一株植物被从山野或温室中取出，安置在纸的中央，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依次交代，务求可辨、可据、可传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画幅略高，形与色的关系因此看得格外清楚：先读轮廓，再读色层，最后才看笔触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略高于宽，主株居中偏上，视线自然落在花冠。全幅只画一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试着用拇指遮住空白处——画面立刻变闷；放开，它才重新“喘上气”。留白，是给主体让出的气口。
一刀一色
十九世纪后半叶，石版与彩色石印渐成主流：颜色可以直接印出，不再依赖手工，线条反倒退居其次。图像的“准确”提高了，手性却淡了。工艺留下的破绽比题跋更诚实：刻工不会撒谎，上色的人赶时间的时候会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先铺大块的形与色，干后再收细部；石印的柔和层次来自薄涂与网点，水彩分两三遍淡铺即可逼近。
诗境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。
—— 《庄子·知北游》
博物画所做的，正是替不言者立言。诗以气行，画以形立；两种“看”叠在一起，才是看画的意思。
花语
博物画的象征不在花语，而在“记录”本身：它相信一株植物值得被准确画下，这份信念是科学时代最朴素的道德。花语是后人添上去的，花本身并不知道；但这层“不知道”，正是它最动人的地方。
时与地
其余月份，它只是一丛叶。来源不一，或本地山野，或远洋引种。十九世纪的植物园与温室，是这些植物离开故土后的第一个住所。图上所记的 1866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花期；真正的花藏在原书的采集记录里，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看叶的老嫩、花与果是否同在枝上，季节便八九不离十；看题名里藏着的地名，来路也猜得出七分。
书与人
《Original drawings with tracings of 18 of them for C. L. Dodgson's Alice'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》只署了Sir John Tenniel一个人的名字。从画稿到成图要过好几双手：转刻的人求准，上色的人求快——快与准之间，就是各幅之间深浅不一的来历。
带走一双眼睛
把这三件事带走：先整体后细节；先线后色；先看画再翻书。任何一张老图版，都可以用这三条读。二百年后，这株植物的后代或许仍在某处活着；而纸上这一株，永远停在 1866 年的那个季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