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ortrait of Jerzy Baworowski (1919)
- 合集
- The Legislative Sejm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in portraits
- 绘者
- Stanisław Lentz
- 年代
- 1919
- 图版号
- Plate 14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略纵 1.26∶1
第一眼
搜尽奇峰打草稿。
—— 清·石涛《苦瓜和尚画语录》
走遍山川，才有资格落笔。博物画的画家也一样：先在温室与山野里看够了活的花，纸上那一朵才不虚。这一幅略高于宽，落点在中央偏上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此幅未见可靠的学名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早期图谱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此图为一幅博物插画：一株植物被从山野或温室中取出，安置在纸的中央，根、茎、叶、花、果依次交代，务求可辨、可据、可传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颜色不是平涂的：最浅处近乎纸色，最深处在花瓣重叠的缝里。把这两处找到，画面的呼吸就出来了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略高于宽，主株居中偏上，视线自然落在花冠。全幅只画一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试着用拇指遮住空白处——画面立刻变闷；放开，它才重新“喘上气”。留白，是给主体让出的气口。
一刀一色
二十世纪以后，照相制版与水彩复制并行，图版更接近“记录”而非“版画”：色准了，刀味没了。还有一种证据在纸背：铜版压进纸里的那道痕、上色处微微凸起的颜料、再版时磨浅的线。扫描件里也能看出七分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这是照相制版时代的记录，直接对色即可，不必模仿印刷的颗粒。
诗境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。
—— 《庄子·知北游》
博物画所做的，正是替不言者立言。诗以气行，画以形立；两种“看”叠在一起，才是看画的意思。
花语
博物画的象征不在花语，而在“记录”本身：它相信一株植物值得被准确画下，这份信念是科学时代最朴素的道德。花语是给人与人的关系用的；植物自己只关心有没有传粉的虫。这两套语言，可以并行不悖。
时与地
图版多标花期，因花期是植物一年中最容易被辨认的十余日。来源不一，或本地山野，或远洋引种。十九世纪的植物园与温室，是这些植物离开故土后的第一个住所。图上所记的 1919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花期；真正的花藏在原书的采集记录里，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同一株植物，春秋两季像两种东西；同一座山，一百年前与今天叫两个名字。图把这两样都冻结在了纸上。
书与人
《The Legislative Sejm of the Republic of Poland in portraits》只署了Stanisław Lentz一个人的名字。从画稿到成图要过好几双手：转刻的人求准，上色的人求快——快与准之间，就是各幅之间深浅不一的来历。
带走一双眼睛
下次去公园，找一株开着的花站三分钟：看叶怎么排、花朝哪个方向开、最深的一块色在哪。三分钟之后，你已经会看这一类的图了。图谱的用意是“以备查考”，看久了却会忘记查考：1919 年的一个人，为一朵花花了整整一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