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round Beetle and Scarab (1561–1596)
- 合集
- The Model Book of Calligraphy (Mira calligraphiae monumenta)
- 绘者
- Joris Hoefnagel
- 年代
- 1561
- 图版号
- Plate 55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纵幅 1.40∶1
第一眼
竖划三寸，当千仞之高；横墨数尺，体百里之迥。
—— 南朝宋·宗炳《画山水序》
三寸的竖线可当千仞高山，几尺横墨能容百里之远。尺幅从来不是障碍，取舍才是本事。这一幅是竖的：眼睛从下往上走，落点在中段那只鸟身上。先别急着看羽毛，让姿态先立起来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此幅未见可靠的学名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早期图谱里这种情形并不少见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虫蝶图多与寄主植物同画：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四态并置，翅脉、鳞片、触角的分节都要交代清楚——这是博物画里最“技术”的一支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别只看花：叶脉的走向、萼片的长短、甚至茎上的毛，都是画家用来区分物种的证据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高而窄，鸟栖在枝的中段，上下留白多——十九世纪鸟谱的标准版式，留给它飞走的余地。全幅只画一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老图谱爱把主株摆在偏中线的位置，左右留得不一样多：这一点偏心，正是画面活起来的原因。
一刀一色
十七世纪以前的植物图多从木刻脱胎：线粗而硬，阴刻为主，色是后来一块块手涂上去的，常有溢出轮廓的痕迹。还有一种证据在纸背：铜版压进纸里的那道痕、上色处微微凸起的颜料、再版时磨浅的线。扫描件里也能看出七分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临它的骨架、留白与设色次序就好；刀口的排线是铜版与刻刀的语言，铅笔不必硬学，用疏密代替它。
诗境
相思木贴金舞鸾，攒蛾一啑重一弹。
—— 唐·李贺《神弦》
“相思木贴金舞鸾”——把这一句放回画面：画面就是诗句的落点——诗先写气，画后写形，两者在此处接上了。
花语
中国以蝶为梦（庄周梦蝶）、为情（梁祝化蝶）；以蝉为高洁（居高声自远）。花语是给人与人的关系用的；植物自己只关心有没有传粉的虫。这两套语言，可以并行不悖。
时与地
一张图上的四态，本来就跨了一整年。梅里安《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》（1705）首次系统画出昆虫各态与寄主植物的关系，是她带着女儿在热带雨林中养虫、观察、记录的结果。图上所记的 1561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采到那只鸟的年份；真正的观察记录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那一代人对这类鸟的知识，多半来自标本与笼养。看这一类图，不妨把产地和季节都当“据说”来读。
书与人
《The Model Book of Calligraphy (Mira calligraphiae monumenta)》只署了Joris Hoefnagel一个人的名字。从画稿到成图要过好几双手：转刻的人求准，上色的人求快——快与准之间，就是各幅之间深浅不一的来历。
带走一双眼睛
如果只能记一句，就记郭熙那八个字：远望取其势，近看取其质。看图、看花、看人，都一样。1561 年的那只鸟早已化作尘土，它留在纸上的样子，却比任何一只活着的同类都长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