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ths, Jerusalem Sage, and Beans (1561–1596)
- 合集
- The Model Book of Calligraphy (Mira calligraphiae monumenta)
- 绘者
- Joris Hoefnagel
- 年代
- 1561
- 图版号
- Plate 125
- 授权
- Public Domain
十观
- 纵幅 1.49∶1
第一眼
夫象物必在于形似，形似须全其骨气。
—— 唐·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
形似只是门槛，骨气才是要害。看一株植物，先看它立不立得住——这就是骨气。这一幅是竖的：眼睛从下往上走，落点在中段那只鸟身上。先别急着看羽毛，让姿态先立起来。第二步凑近一寸：看线与色的交界，色有没有压住线，线有没有断。第三步，把视线放到最深的那一小块：整幅的用色秩序，都是从那里排开的。
名与实
学名缺席时，画面本身就是唯一的证据。此幅既无通行中文名，学名也不可靠，只能以原书题名相称——图谱里总有几幅这样的图，只能靠画面本身说话。
形与色
虫蝶图多与寄主植物同画：卵、幼虫、蛹、成虫四态并置，翅脉、鳞片、触角的分节都要交代清楚——这是博物画里最“技术”的一支。此幅未作色相归档，只能就形制论。看羽：先看覆羽的层次，再看飞羽的排列，最后才看颜色——颜色是最后才被注意到的部分。
构图与呼吸
画幅高而窄，鸟栖在枝的中段，上下留白多——十九世纪鸟谱的标准版式，留给它飞走的余地。全幅只画一只，不作解剖附图——这类图更近于“观赏”，而非“鉴定”。空白不是没画完，是给眼睛留的落脚处：一张图若四边都塞满，花反而会闷。
一刀一色
十七世纪以前的植物图多从木刻脱胎：线粗而硬，阴刻为主，色是后来一块块手涂上去的，常有溢出轮廓的痕迹。工艺留下的破绽比题跋更诚实：刻工不会撒谎，上色的人赶时间的时候会。想动笔临它的人记住一句：临它的骨架、留白与设色次序就好；刀口的排线是铜版与刻刀的语言，铅笔不必硬学，用疏密代替它。
诗境
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。
—— 唐·杜甫《曲江二首》
“深深”与“款款”，一深一缓，把两种虫的飞行写成了两种性格。古人写到这一层，已不只是赏花，是借花说人；画面则只负责把那朵花留住。
花语
以蝉为高洁（居高声自远）；以萤为夜读之光。虫在中国是哲理，在欧洲先是标本。花语是给人与人的关系用的；植物自己只关心有没有传粉的虫。这两套语言，可以并行不悖。
时与地
随虫期而定：蝶多春夏，蛾多夏秋，甲虫多在五月至七月。梅里安《苏里南昆虫变态图谱》（1705）首次系统画出昆虫各态与寄主植物的关系，是她带着女儿在热带雨林中养虫、观察、记录的结果。图上所记的 1561 年是刊行之年，不是采到那只鸟的年份；真正的观察记录通常比出版早一两年。同一株植物，春秋两季像两种东西；同一座山，一百年前与今天叫两个名字。图把这两样都冻结在了纸上。
书与人
《The Model Book of Calligraphy (Mira calligraphiae monumenta)》只署了Joris Hoefnagel一个人的名字。从画稿到成图要过好几双手：转刻的人求准，上色的人求快——快与准之间，就是各幅之间深浅不一的来历。
带走一双眼睛
鉴赏力不是知识，是习惯：每次多看一眼，十年之后你看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。图谱的用意是“以备查考”，看久了却会忘记查考：1561 年的一个人，为一只鸟花了整整一天。
